近日，一则“校领导录取为本校博士”的新闻引发关注：青海民族大学校领导阿进录拟录取为该校2023年民族学博士研究生，且在拟录取的6名考生中成绩排名第一。录取信息4月9日在网上公示之后，引发舆论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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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高权重的学校领导报考本校博士又“高中榜首”，自然引发不少联想与质疑。诚如网友所说，“这是裁判也当运动员”“考官敢给领导打低分吗”。除此之外，外界也质疑了其年龄资格问题。

面对纷至沓来的舆论压力与公众质疑，4月13日青海民族大学官网贴出公告，“经复核，阿进录不符合我校博士研究生报考条件，取消其拟录取博士研究生资格”。这起风波虽然暂时告一段落，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。

其一，便是高校招生中的利益冲突问题。根据学校贴出的“拟录取公示”，当事人以最终成绩81.40分进入拟录取名单，可见其参加的是民族学博士生的统一考试，“只是一名考生”，而不是“专项计划”的“委托培养”“在职学习”等模式。

但瓜田李下，古人所慎。招录过程哪怕没有瑕疵，恐怕也很难让公众相信招录的公正性，更遑论有各种瑕疵与硬伤，经不起追问与调查的情形了。你又是有本校公职，又要报考本校的博士生，难免给人吃相难看的观感，事实上也难免挤压了另一个一心向学普通考生的录取资格。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，利益冲突导致第三方受损，有碍公平公正不说，也会事实影响学校声誉，让好的生源与师资望而却步。

如果当事人得以顺利入学攻读博士，是否需要辞去职位专心读书？如果他的年龄问题被证明可以过关，那么如何保障其他“超龄考生”的权益？因此，如何避免下一次争议，完善公平公正的招录机制，是值得校方慎重思考的。

其二，风波的背后也反映出高校“近亲繁殖”的问题。

1930年代，美国学者提出了高校“近亲繁殖”（faculty imbreeding）的概念，意指高校留任曾在本校学习过的学生（包括本硕博的任一阶段）。但其实早在上世纪初，哈佛校长查尔斯·艾略特就指出，“高校从本校毕业生中选聘新教师虽为自然之举，但非明智之举”。

一个世纪以来，“学术近亲繁殖”理论逐渐得到完善，也有不少定量研究。总体而言，“近亲繁殖”在短期内可能有利于高校的人事管理、教学科研，但从长远来看会让高校生态僵化封闭，影响高校的竞争力。

有鉴于此，长期以“近亲繁殖”闻名的中外高校，新世纪以来也在主动求变。2007年，哈佛大学打破335年的惯例，聘用了没有哈佛学习经历的吉尔平·福斯特出任哈佛校长；北京大学也在本世纪初启动改革，不再聘用本校毕业的博士生。

因此，高校应审慎思考“教职员工报考本校硕博”带来的利益冲突与近亲繁殖问题。行政管理人员报考本校硕博，难免产生利益冲突，也极易产生权力通吃问题，有碍招考公平公正，此次青海民族大学的风波就属于这种情况；而高校教师报考本校硕博，也一样会产生利益冲突，并为学术近亲繁殖敞开大门，催生更多的“学阀”与裙带关系，不利于高校长远的发展。

因此，“禁止/限制本校教职员工报考本校硕博”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。“教职员工”的定义是“教师、工勤人员、教学辅助人员以及职员等相关人员”，包括一定级别以上的学校高级行政人员，也包括已在学校担任教职的教师，他们都有动力与实力影响招录工作，造成利益冲突，并在长时段里形成近亲繁殖。

这起事件也让人反思，从古至今的“读书做官”观念是否需要一次深刻的变革。清末民初有老秀才回忆前清官场说，不管你官做多么大，只要是没考上进士，总归是终生遗憾。即便在今天，“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学”的传统观念总是挥之不去。

但事实上，“读书”与“做官”在现代社会本应有更好的区隔，回到各自本来的价值序列之中，这一点在高校内部尤其重要：教职工与学生，本应各司其职，各自体现价值，不必彼此混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真的教职员工有心“仕而优则学”，他大可以辞去本校职务专心备考，到别的高校里继续学术之路。

高校教职工的职责是服务全体师生，专心教学工作、提升行政效率、完善管理水平才是本职工作，不宜既有本校公职又是本校学生。

“转换赛道”的“仕而优则学”是合理的，官学通吃是不合理的，但如何规避其中的利益冲突，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，这仍然需要制度上的约束与完善。“禁止/限制本校教职员工报考本校硕博”，可能会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
王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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